作者：张烁

　　出处：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9年11月

　　“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 

　　1930 年，卢永根出生于香港一个中产家庭，家里有电话、出门有汽车。11 岁那年，日寇占领了香港，他被父亲送回广东花都老家避难，谁料想，这里也被铁蹄践踏。 

　　亲历国土沦丧，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卢永根陷入迷茫。就在这时，一道“红光”照进了他的人生。 

　　1949 年8 月9 日，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把入党那一天看成生日，新生命的开始。所以，每年这一天，我都为他过生日。”87 岁的老伴徐雪宾颤巍巍地笑了，有点羞涩地透露了一个小秘密：“我想在这一天干一件最让他喜欢的事，所以在1957 年8 月9 日，答应与他结婚。” 

　　新中国成立前夕，卢永根受党组织派遣，离开香港，前去广州领导地下学联，迎接广州解放。“我为什么要抛弃安逸的生活而回内地呢？是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只有社会主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卢永根说。 

　　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的校长，卢永根这样定位自己的三重角色：先党员，再校长，后教授。 

　　“虽然我现在疾病缠身，无法自由地行走，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的牵挂是不变的，我的信仰是坚定的！”岁月无法磨灭卢永根的初心。住院不久，卢永根和老伴向党组织郑重申请：“我俩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党。这个时候，也不能没有组织生活。”对此，校党委决定，由农学院党委书记等几名党员参与，每月在病房开一次党员学习会。 

　　“我全程看了党的十九大开幕直播，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十九大召开第三天，在病房党员学习会上，卢永根笑得皱纹绽放，“仿佛回到刚入党的那一刻”。 

　　“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效力” 

　　“这片野生稻太好了，我们没白爬上来！”2001 年10 月的一天，广东佛冈的一个山顶上，71 岁的卢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树，开心得像个孩子。 

　　爬山不容易，卢永根拄着拐杖，感觉很吃力。“卢老师，您别上去了，我们上去采回来！”学生刘向东不忍。“要上去！野生稻的生长环境很重要，我想去看。”没办法，学生架着他，一步一挪，齐腿深的草打得裤管“刷刷”作响。 

　　野生稻携带栽培稻不具备的抗虫、抗病基因，是改良水稻的重要种质资源。连续几年，卢永根带着学生们奔波在广东高州、佛冈、遂溪等地，苦苦找寻。 

　　卢永根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教授的助手。“抗战时，丁老师带着水稻种、番薯种，一直逃难到云南，把种质资源保护下来。”谈起恩师，卢永根十分敬佩。丁老师去世后，卢永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团队完成了恩师未竟的事业，保存了具有特色的野生水稻基因库，首次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新观点。  

　　上世纪80 年代，高校论资排辈风气严重，年轻科研工作者难以“出头”。时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的卢永根决心要捅破这层“天花板”。他冲破重重阻力，破格晋升了8 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平均年龄。40 岁，最小的年仅29 岁，其中5人直接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卢永根的日记扉页上，抄写着艾青的诗句。 

　　曾几何时，在美国的姐姐苦劝卢永根一家移民，可怎么也说不动他。卢永根说：“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效力。”他在给留学生的信中写道：“外国的实验室再先进， 

　　也不过是替人家干活。”在他的劝导下，多名学生学成归国。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在一次对学生的演讲中，卢永根化用著名诗句深情表白。晚年，又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国内，他说：“你向党、向人民作过许诺和宣誓，那自己要遵守了！” 

　　“党培养了我，这是作最后的贡献” 

　　“老卢啊，你身后，储蓄怎么处理？”2016 年底，身患癌症的卢永根住院，老伴徐雪宾问道。 

　　“捐！”卢永根脱口而出，只有一个字。 

　　“好，我也是准备捐的。”没有任何思想斗争，老两口就作出了这个决定。 

　　2017 年3 月14 日下午，卢永根被人搀扶着，吃力地迈上银行台阶。他颤巍巍地打开黑色旧挎包，掏出了里面的十多张存折。周围安静极了，只见卢老吃力地在一张张凭证上签字，一次次输入密码。不久后，他又在另一家银行捐出了其他剩余积蓄。 

　　8809446.44 元！老两口没有留给唯一的女儿，而是成立了“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徐雪宾说：“我们的生活样样都得到满足了，这些钱就是多余的。” 

　　样样都得到满足了？走进老人的家，仿佛回到上个世纪。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蚊帐用的是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台灯是几十年前的款式，收音机一修再修…… 

　　“这些东西没有用光用烂，还能用，物还没有尽其用。”卢永根说。“床已经很好了，我们刚结婚时，4 个条凳架上板子，就是床。”徐雪宾很满足。 

　　出门，80 多岁的老两口背着双肩包、头戴遮阳帽，挤公交、换地铁；吃饭，“叮叮当当”拎着饭盒，和学生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吃得一粒米都不剩。看到有学生剩饭，卢永根总忍不住提醒：“多少株水稻才能出一碗米饭？” 

　　这已经不是卢永根第一次捐赠。早在2015 年，他就和老伴回到家乡，把祖上留下的两间价值100 多万元的商铺，捐赠给当地的罗洞小学。 

　　这些事迹，大家说是“捐”，可卢永根却说是“还”：“党培养了我，这是作最后的贡献。”老伴徐雪宾也说：“我们两个年轻时就受到党的教育，国家给了我们许多，我们用不完了，当然还回去。” 

　　不仅“还”钱，他们觉得连自己的生命都是党和国家的，也要“还”回去。于是，双双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 

　　“布衣院士”卢永根走了，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不留财产、不留遗体、不留墓碑，但是，他却留下了很多很多……

诵读人：天津工生所 刘叶 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