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有这样一群人，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乡音，一样的血脉，却和我们隔海相望。

龙应台，我很欣赏的一位作家。因为一样的姓氏？ 她称自己的多处住所：滨海、临山、隐于市。大概只有这样的特立独行的人才会如此透彻的洞悉文化，写尽深情。

《目送》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本笔记，记录了亲人的逝去、衰老、反叛、牵挂。全书没有悲伤、沉重、伤感的字眼，却激荡了我全部的细胞，沉淀了我所有的思绪。这就是文字的魅力吧！

一位细腻的女儿、平凡的母亲，也是一位用文字驰骋的智者。这宝岛的一支笔，是犀利的。但是，这本书对父母、亲人的思念和感悟，又多了深深的感情。在亲人面前，再大刀阔斧的笔，也内敛起来。

街边做活的工匠、午后阳光照进的老屋客厅、剑桥小溪里睡着的白天鹅、舞厅里翩翩起舞的五十岁女人们、地铁站边母亲的笑、土房的瓦顶，…，图片没有小资作家的离乱、昏暗，却清晰、淳朴，表达最本性的感情。

书中的最后一章提到陪85岁的父亲去听“四郎探母”的泣不成声。这个“湖南衡山乡下的少年，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也许正是这老人失态的哭泣，让敏锐的作者醍醐灌顶，领悟“文化”的力量，解读“同胞”的真谛。在《文化观的诠释》中，作者恢复了犀利的本性，坦然表述。只是在这难以言尽的思念之书中，更多的还是浓浓的乡愁。听“四郎探母”滴下的泪，只有踏着湘的泥土，才是真正的回家。

“对于这山沟里的人而言，今天，村里走失的那个十六岁的孩子，终于回来了。七十年的天翻地覆，物换星移，不过是一个下午去市场买菜的时间。”

以为很懂得父亲的女儿，在此刻才懂得，父亲平素让人笑话的乡音，竟“与天地山川一样幽深，与苍天鬼神一样宏大”。《陈情表》的仁爱，《出师表》的责任，有高堂无法奉养，有家乡无法荣归。

每一句兵乱间隙吟诵的古文，都重创于走失少年的内心。

每一个故乡人的字句，都婉转地倾述着逝者漂泊的灵魂。

同样的思绪还出现在《最后的下午茶》。作者对台湾报业巨子余纪中，这位就九十岁老者的纪念。这是文风郁郁的江南才子，这是动乱中打不到的战士，这是高大光明的知识分子，却对江南的故乡有着不可及的梦想。

这是遗憾和忧伤，这是失落与不舍。

来者不舍故人，逝者不舍故乡。

“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一位九十岁的人回到他故乡的权利”。

“我很平和的说，可是心里有说不出的痛楚”

这不是龙应台一个人会说的话，这是我们千千万万思乡念乡怀抱爱国之心的同胞会说的话。

这不是龙应台一个人心里的痛楚，这是我们千千万万思乡念乡怀抱爱国之心的同胞的痛楚。

可叹我不是那样一支笔，写不出冷照山壁的烛光，也很难将内心的激荡和辗转清晰呈现。

小学时候，每周一升旗时都有国旗下的讲话，我歌颂过苟利国家生死矣的林则徐、留取丹青照汗青的文天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因为他们的爱国气节，因为他们的英雄气魄。可是别忘了还有千千万万的平民老百姓，离乡背井，为了祖国的统一，奉献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而今，在和平年代，依然有千千万万老百姓，阿里山下、日月潭边，翘首期盼有生之年在祖国的土地上滴下归家的泪水。

我从八宝山地铁C出口到达5月7日正式开街的“北京台湾街”。街名由国民党中央名誉主席连战亲笔题写，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新党主席郁慕明分别题赠了“玉山会馆”和“集萃楼”牌匾。

喧闹的台湾夜市小吃，腾腾的蒸汽后面台湾的肉粽，小笼包，滋滋的油烟下沸腾的蚵仔煎，噗噗的沙罐里盛出一碗碗晶莹的卤肉饭。笑眯眯的大厨走出来一口正宗的台湾腔建议我：“麻油鸡最好十分钟后来取，这样才够火候有浓郁的香味”。

台湾老板的笑容可掬加上对美食的真挚态度，我就乖乖听从吧。索性带上耳机，《忠孝东路走九遍》，动力火车那原住民独有的高亢嗓音总会给我无穷的能量。等邓丽君主题的音乐餐厅开业了，想必又有另一番风味了。

在台北的忠孝东路。

在北京的台湾街。

没有家哪有你？没有家哪有我？

来者不是客，都是一家人。

（作者：龙腾  软件所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党支部宣传委员，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