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毛泽东同志以他无与伦比的意志和卓越才能，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一起，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他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也为中国开辟了一条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他亲手描绘的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已经和正在变为生动的现实。在全党全国人民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气风发地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前进的时候，我们缅怀毛泽东同志为我国科技发展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对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伟大奠基者。
马克思在论述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时曾经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盛赞古代中国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是科学复兴的手段，是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同志始终对科学技术予以特殊的重视。
早在抗日战争的残酷年代，虽然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精力是指挥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依然决定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提倡自然科学”。经毛泽东同志发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同志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解放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与科技人才保持密切联系，保护科技人才的安全，为新中国科技事业预作准备。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党不仅在战场上较量，也对科技人才进行了激烈争夺。国民党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企图将科技人才挟持到台湾，但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作风赢得了广大科技人才的真诚拥护，他们绝大部分留在大陆，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光荣开拓者。
1949年9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提出建立中国科学院的建议。这个建议立即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同年10月31日，毛泽东同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亲自颁发中国科学院铜质印信。中国科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光辉起点。
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新中国科技事业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热切盼望报效祖国的科技人才，一大批新型科技机构迅速建立，长期滞留海外的科技人才争相归航。当年的创业者们如今都已耄耋之年。但是每当他们回忆起毛泽东同志当年的关心和决策，看到毛泽东同志开创和他们积极参与的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总是激情难抑，感慨万端。为解决中国的石油短缺问题，毛泽东同志将地质学家李四光同志请进中南海，毛泽东同志问李四光同志，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我们是走天然石油还是人造石油的道路？李四光同志回答，中国的石油资源是丰富的，不需要走人造石油的道路。由此开始中国独立自主开发石油资源的探测和著名的石油会战，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相继开发，将中国“贫油”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
毛泽东同志是新中国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卓越领导者，也是新中国《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和“两弹一星”研制的主要决策者。
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历史命运，中华民族以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尊严站立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
毛泽东同志也对科技事业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系列观点和重大实践，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共中央1956年1月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同志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的突飞猛进”，“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发出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全面转移工作重点的一个重要契机，号召向科学进军的第一声春雷。
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组织制定我国《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标志性重大事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集中钱学森等众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意见，经过集思广益，反复论证，确定了中国57项重大科技任务，明确了中国科技事业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基本方针、战略步骤、实施重点，根据世界科技的最新态势，决定将无线电、自动化、半导体和计算技术列为“四大紧急措施”，为20世纪后50年中国科技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引导中国科技事业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迄今为止，中国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仍是同期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最成功的科技规划。这个规划的制定显示出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科技发展方面的雄才大略和卓越能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和前苏联相继对中国实施封锁，妄图干扰破坏中国的统一安定，甚至发出种种战争威胁。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为打破美国苏联的核垄断，开拓独立自主的前进道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作出自行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决策。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会议请科学家“上课”，毛泽东同志微笑着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听完科学家讲解，毛泽东同志总结道：“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高瞻远瞩、果断决策，国家成立了专门机构，集中精兵强将打响“两弹一星”研制的特殊战斗。这是为民族命运和尊严而进行的一场决战。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多，英国用了四年多，法国用了八年半，苏联用了五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多。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火箭，第一枚中近程导弹，第一颗同步通讯卫星，第一颗气象卫星，第一枚“长征”号运载火箭，一个接一个，一颗接一颗，勇往直前，直上云天。当第一颗人造卫星把优美的《东方红》旋律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时，许多中华儿女为之热泪盈眶，舞姿翩跹。
今天，中国的载人飞船已经发射成功，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独立自主地将人送上太空并安全返回的国家。
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举世公认的革命家战略家，也是中国科学院发展壮大的伟大指导者。
中国科学院与新中国同行，走过54年的风风雨雨。毛泽东同志生前始终关怀中国科学院，至今回忆起来，仍是我们实施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精神动力。
毛泽东同志曾经两次亲临中国科学院视察。第一次是1953年2月，毛泽东同志兴致勃勃地参观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当场指示天文台要造更大的望远镜，要让天文仪器为人民服务。第二次是1958年10月，毛泽东同志来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举办的科学成果展览会，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琳琅满目的科研成果，并与科技人员谈笑风生，纵论古今，科学家们如沐春风。毛泽东同志用各种方式关心中国科学院。1957年春天，毛泽东同志亲自邀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谈话，就两个单位之间如何协调人员问题做工作，留下一段领袖具体指导科教工作的佳话。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针对我国科技教育界受苏联教条主义影响压制批评李森科学术观点的情况，鲜明地提出科学发展上的“百家争鸣”，解放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思想。当时的苏联专家认为批评李森科是“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则指示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中宣部于1956年8月10日至25日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两种不同观点的科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次座谈会对破除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教条主义是一个有力的倡导。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这段讲话，对今天和将来我国建设先进文化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一生博览群书，手不释卷，有着渊博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他都要挤出时间阅读各类书籍、报刊杂志，尽可能多地获取新的知识。中国科学院编印的《科学简讯》、《化石》、《动物学杂志》，就是他经常阅读的刊物。据《化石》杂志编辑张锋同志回忆说，1975年夏天，毛主席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8月份的一天，毛泽东同志指示有关方面给他印大字本的《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杂志》。《化石》杂志在出版工作中遇到过一些困难，编辑部希望增加刊期和编辑力量，张锋同志给毛泽东同志写信反映。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对一位普通编辑来信十分重视，于9月16日在信上用大字批语，请邓小平同志考虑“可否将信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邓小平同志听取胡耀邦同志汇报时，曾两次提到《化石》杂志，鼓励中国科学院积极办好刊物。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同志迅速传达和落实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研究改进《化石》的出版工作。短短几年时间，《化石》发行量猛增至22万余份。
毛泽东同志对科学技术不仅仅是关注和学习，他以超人的智慧对科学技术许多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思考。他曾经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同志讨论原子的内部结构问题：“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吗？”钱三强同志点头。“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组成呢？”钱三强同志踌躇了，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很困难。钱三强同志稍作停顿后回答：“原子论起源于古希腊。原子这个词，古希腊文的意思是‘不可再分的东西’。根据目前的研究，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是不可分吗？”毛泽东同志表示怀疑。钱三强同志从实验物理学家角度进一步解释：“这个问题正在研究，能不能分，还没有证实。”毛泽东同志步步递进，用商量的口气说：“我看不见得吧。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不过，现在的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表现了毛泽东同志非凡的科学洞察力和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能力。
毛泽东同志也十分关心爱护科学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国内政治运动很多，一些科学家难免受到冲击。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张劲夫同志根据“反右”扩大化的情况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建议对科学家采取保护措施。经毛泽东同志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明确指出：“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并为此划出了许多政策界限，使中国科学院的一批科学家在“反右”斗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
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其精髓和原则，如实事求是的精神，独立自主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思想，实践论、矛盾论揭示的辩证观点与方法，“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等，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永远是中国科技工作者创新的力量源泉。经过以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励精图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欣欣向荣，毛泽东同志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中国科技事业已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们坚信，只要广大科技工作者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努力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认真贯彻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科学的发展观，中国科技必将走到世界前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造福中国人民，也必将为世界科技和人类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科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