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广义的科技创新环境定义，这些要素应以成果为中心。按照是否具有实体和刚性（可约略地理解为非人文的和人文的）将环境分为硬环境（由物质环境和刚性的管理体制及人员组成）和软环境（由人文环境、弹性的研究方向和评价体系组成）两大类，其中物质环境的要素是校园房舍、仪器设备、经费薪给等组成，人文环境主要由科学和人文精神、学术传统、学风和治学氛围组成。硬环境与软环境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程度，决定了人性物境（主要由人才和体制组成）和物性人境（主要由研究方向和评价体系组成），它们渗透和融得越多，人性物境和物性人境的范围就越大，成果的趋向和大小也越显著。影响科技创新的因素很多，而且由于时间、地点和具体情况的差异，哪种环境和什么要素对于各个科技人员、科研机构或组织的创新过程所产生的影响起主要作用，往往是不同的。
科技创新环境的重要作用
关注物质环境的人文化对科技创新有特殊重要作用。
从近代科学产生以来，构成科技创新环境的各种主要因素都是经过人的构思、研制、运作和改造而产生的。乌布利希·贝克等在《自反性的现代化》一书中提出，“自然环境已经受到人类生活透彻的重新整理，自然之物正在变成为我之物，人本身也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因此科技创新的环境更是人文化了的产物，因而失去其主要的纯客观属性。把改变现成的环境纳入科技创新的过程之中，对于科研机构、团队、课题组和研究人员都具有很积极的意义。改造环境和创造好的氛围是科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卡文迪什实验室所以能百多年来取得那么多重要成就，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形成了学生和研究人员“自己去做”的传统和原则。
创新所需要的环境创新是科技创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创新平台滚动和滚动得好坏就成为系统的科技创新实现的必要前提，它与科技创新活动一起就构成了系统的科技创新过程。科技创新的环境创新是科技创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人文化了的科技创新环境。根据创新环境平台滚动原则，人文化了的创新环境自然也应该是滚动的，形成系统地、人文化了的科技创新环境。
沃森为了寻找了解和研究分子遗传学的良好环境，跑了两个大洲、5个城市，终于选对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课题和环境，主要关键之一便是找到和选对了最适合于研究DNA结构的场所或环境。他和克里克在本来处于弱势的情况下，结果却取得头功。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事例说明，在自己没有能力创造有利的科研环境时，善于寻找有利于原创性的环境和条件十分必要，否则随时都有可能使这个发现从他们手中溜走。
按照佩鲁兹和沃克（John.E.Waker）对于英国MRC分子生物实验室及其演化的桑格研究中心和威康桑格研究所的成功原因的说法，可归纳为五点：有发展前景的研究方向，真正有原创性的人才和名家汇集的研究队伍，稳定的研究资助，先进的研究设施,自由探索和激励原创思想的软环境。其实这些都是继承和发扬了卡文迪什实验室的优秀传统，也就是说这五方面创造了很好的软、硬环境，并实现了创新文化环境的多次滚动发展，40多年来继续保持了在世界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开拓者和领先地位。
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改变一切不利于科技创新的习见和环境对我国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阿尔伯兹在2003年，赞扬中国科学界有“非常杰出的领导层，如周光召先生和路甬祥先生，他们不在乎个人利益，却真正在乎中国的未来，我们就需要这样的领导”。他还说，他们挑选人才时“不考虑政治背景，不看家庭关系，只看是否具备真才实学，这表明他们考虑的是真正的科学，如果你不挑选真正研究科学的人，科学就不会搞好。”对于人才的这种科学的观点，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科技走上繁荣之路的重要条件。
我国正面临加强硬环境和改造软环境的艰巨任务
一个科研机构是否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其决定因素更应该是科研的质量和水平。剑桥大学从牛顿以来，所以能在四五百年中始终处于世界一流和有时占据顶尖地位，主要在于科研搞得好和以科研带教学。麦克斯韦就任卡文迪什实验室首任主任时，就主张和贯彻了将研究精神注入教学之中，这个方针和软、硬环境的相对优势，给该室带来130多年的兴盛和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硬环境的影响。硬环境为具有实体的和刚性的环境。硬环境的主要要素：研究方向、人员结构、设施、经费和管理体制等。
研究方向：科技界经常看重科技大师或专家的人数和水平、经费和工资多少，有时兼顾实验仪器和设备的先进性，而很少提到科研方向和管理体制。国外成熟经验表明，科研方向的选择尤其重要。由研究方向和课题确定负责人、专家和研究生的人选和规模，决定用什么样的仪器设备，确定研究机构的地址、建筑、形式、体制和需要经费多少却被大多数人忽视了。
例如：剑桥大学有着长期良好的硬环境，学院有庞大而庄严的神学院式建筑，文化淀积；历史上众多的人文泰斗和科学大师在这里留下了令世人肃然起敬的威望和文化典籍；近代产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旷世财富曾经为它的师生们提供了优厚经费的背景。
笔者曾在英国的剑桥、牛津和伦敦帝国理工等大学，美国的马里兰、普林斯顿等大学和国家科学管理机关访问或访问研究过，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很多的名牌大学和研究院所的校园和房舍与它们的相比，一般说来绝不差，有的还要好些。清华和北大与剑桥和哈佛相比，校舍好，校园也美，这几年经费也有明显的改善，但是主要的差距是发展方向不明、特色不清、科研质量和学术水平差距相当大，特别是重要学科的原创者和关键新领域的开拓者极其欠缺，导引型人才十分短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和细胞生物学教授和神经生物学部主任蒲慕明经过多年的思考得出：“我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研究机构在国际上取得卓越地位的障碍，也许不是来自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因素”。
软环境的影响。软环境系指非实体的和非刚性的环境，主要是人文环境。它的主要组成要素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传统、学风、治学氛围和评价体系等。我国科技界和媒体十分重视对科学活动的政治评价和科学家的社会形象，比较关注科学家的学风，但是忽视了科学家的兴趣、专长和好奇心对于科研和原创性的特殊重要性，轻视科学思想的自由交流，低估了宽松和激励的治学氛围对于科技创新想法迸发的特殊作用，把“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优秀传统搁置起来，从而使人类历史上那些优秀的治学经验和传统蒙上“阶级性”的面纱，其结果是阻碍了我国科技发展的速度和进程。
科技先进国家的著名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在经费、房舍、校园和实验仪器、设备等方面，由于长期的积累和创造性的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能基本满足科研发展各阶段的需要，因此他们在言谈中除去关注经费的募集和筹划之外，很少提到硬环境问题，绝大多数人都把着眼点和成功的原因说成软环境如何好。例如，沃森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大会上致答词时说，“我们获得如此高的荣誉，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由于工作在一个博学而宽容的圈子中……”，“博学和宽容的圈子”就是他们适于进行科学原创的人文环境。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朱棣文（Steven Chu）在他的诺贝尔奖讲演中说：“贝尔实验室是研究的乐园”，“乐园”指的就是科技创新的优良环境，这是科技人员为了获得重要科技成果所极其渴求的，朱棣文认为那时的贝尔实验室具有这样好的治学人文环境。贝尔实验室第一任总裁、二战时期为美国战时科技大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尤厄特（Frank B.Jewett），对于科学研究的氛围说过这样的话：“所有丰产的科学是人的头脑工作的结果，是在极其自由的氛围中才能十分繁荣起来的。事先没有任何人或群体能预言别人的头脑里会产生出什么思想，也不能制约人们产生新的想法，他们能做的最大事情只能是为创造性的努力提供有利的环境。如果必要的话，只能在后来对那些创造物的用途施加控制，以便它们将会有益于社会，而不是对社会有所损害。”
由此可见，在硬环境基本具备的情况下，科学研究最需要的是科学家们在学术上能自由思考，知识底蕴要广博而丰富，充分交流，以及能激发新颖的创新思想的人文环境，也就是我们说的宽松、活跃和激奋的软环境。科研管理者最不要做的是挫伤和限制这种环境，而应为这种环境的形成和发展竭诚努力。如果说管理人员在软环境上可以多做些事的话，那就是在科研成果的应用上使它们能有利于社会，而不是相反。
注意力开始着眼软环境的变革。过去说我国科技落后在于“穷”，目前我国的经济和科研经费有明显好转，不少科学界负责人已经开始从理念上认识到软环境的重要性，而且将人文环境提到与物质环境并重的程度，两者因学校的性质而有所侧重。例如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在第一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期间，在回答记者提问中国何时获得诺贝尔奖时讲道：“我觉得我们的大学应该首先营造一个适宜的环境，先营造科技研究环境，人文环境，有了很好的环境、良好的土壤，诺贝尔奖获得者无论在哪个研究机构或在哪个实验室产生出来，就不觉得奇怪了”。在后来，他根据牛津大学极其重视发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的传统，认为北大以人文精神建设为重点并进而促进理、工、医等学科的发展为第一要务。激光排版技术发明者王选在谈到中国获得诺贝尔奖问题时说：“应把精力放在建设人才成长的环境和良好的研究气氛方面”。这些新动向显示，进行国际性的办学经验交流对我国办好大学意义很大，使办学理念产生了较大的飞跃。并且表明，科技界对于科学研究和科技研发的主要着眼点已经从多年来强调国家穷、知识落后和中国这块“土壤”不肥等看法，转向人文环境差方面，这在认识上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有了这种认识，就会不再一方面热衷于空喊口号、造新词和撰写空文，另一方面又怨天尤人，寄希望于几十年、上百年都难解决的种种客观因素，以及事无巨细什么都靠一纸通令和一统管辖的科、技、教管理方法。希望“放眼世界，博采众长”不会是句空话和应时之说，而应以宽大的胸怀和虚怀若谷的心态，用主观努力去博采二战后先进国家科技发展的成熟经验，结合自己的特点，创造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人文环境和物质环境，形成科技和教育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从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具有世界前沿性的重要突破和原创性的系列成果。
关于评价体系问题，近几年来不论在评职称、奖励和人才聘任上，还是评定各级科研经费的分配和成果上，都存在评价标准不合理和分配失当而议论纷纷的现象，行政干预和人际关系的干扰以及评委的眼界和素质等存在种种问题，而纠纷频起。总之，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必须得到重视，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权威在研讨、咨询、评价和参与的程度和规模上应该逐步扩大，使国家级的评选和评比的指标和活动日趋合理。教育上的讲课满堂灌和一考定终身的体制，学术界之内近者嫉远者欺的不良习性，科技界的中庸之道和顾面子而轻品评与竞争，以及科技创新面前缺乏怀疑和勇敢的开拓精神等，都是我国当前需要严肃对待的重要软环境问题。
重视创新文化环境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我国的科学研究和科技研发而言，也许更重要的是创新环境的不断创新。既然科技环境是人文化了的环境，那么研究者和创新者的重要工作是根据研究的需要自己动手，改造和创新环境（包括仪器、设备、人员结构、治学氛围和自由交流等），形成有利于和适于研究课题所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政府和研究机构及其负责人的主要职责，不是去指导和管理研究的具体过程，和给予过多的行政干预，而是在帮助制定研究方向和评价标准之后，适当地创造有利于研究和创新所需要的条件与环境，以及寻找经费来源和作某些必要的服务。总之，在这个范围内做少了不好，超出此范围做多了很可能更不好，做之有度，善莫大焉。
(中科院创新文化研究课题组成员 阎康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