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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风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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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珍:充实地工作,简单地生活

王志珍院士认为自己是个特别简单的人,不论做人还是做学问,没有丰富的阅历,更没有伟大的业绩,也没有惊人的话题。
    采访中,谈到目前社会上对院士的一些议论,她说,她所认识的院士与普通人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她自己而言,今年才换了稍大的房子,之前她虽然是研究员、博导和院士,却一直住着国家规定的助理研究员标准的房子。生活更是平常,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的概念,如果不出差,每天早晨8点多到实验室,晚上10点以后离开实验室,不过现在年龄大了,不再加班到太晚。出行方式也简单,若到中关村、清华、北大,前几年还一直骑自行车,这几年汽车横行,自行车道似乎越来越窄了,才改坐公交车或出租车。人们常说做科学研究、做学问,时间太长,没完没了,没有了“生活”。对许多院士来说,除了对国家、对学生有一种责任感,必须非常努力敬业外,这种没有“生活”的生活是一种已经形成了的、似乎很难再改变的生活和学习的习惯。她说她相信大多数的院士、研究员和教授都是这样的。
    诚然,在院士人群中,违规行为的确存在,但终究是少数,绝大多数院士还是在十分辛勤地工作着。
    王志珍说,她特别敬仰老一辈的院士们。他们严于律己,不懂得今天人们热衷的所谓“享受生活”,一辈子兢兢业业做研究,教学生。他们热衷于科学,做人高风亮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修养,是她这一代人所远远不及的。彭桓武先生90岁了,经常出现在各种学术报告会上;王绶琯先生80多岁了,星期天还亲自参加“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张树政先生翻译的书刚出版她又开始写另一本书了;邹承鲁先生一直保持每天8小时上班;郑儒永先生的办公桌是一张用了几十年的三屉桌;90岁的裘法祖先生和他的太太至今住在一个小小的单元里,谢绝了大学的好意,说“够了”……
    关于研究,王志珍形容她的实验室就像一个小作坊,平均每年招收1~2个学生,她带学生就像师傅带徒弟。实验室的工作,包括打扫卫生,都是她自己和学生一起完成。她说,她要给学生做出榜样,如果一个人连实验台都收拾不利落,怎么做得出好的实验﹖不勤奋的人,不可能做出好的研究。现在有一些导师带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学生,对此她很迷惑。那些带几十个学生的博导能认识他的学生吗?叫出学生的名字就很不错了。能真正指导学生做科学研究吗?能给学生指导性的中肯的意见吗?他们其实就是郝柏林先生说的那种把学生交给“保姆”而自己实际上不予过问的“博导”。
    她又加了一句,“挂名可有剽窃之嫌啊。”
    她说,“无怪乎丘成桐先生发现近年来中国学生的质量不能与10年20年以前相比了。”当然,在那个时候,雇“保姆”的“博导”阶层尚未在中国形成。
    说到她自己的研究,她的体会是不要迷信权威,要踏踏实实去做。当年他们提出了“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不仅是酶而且还是分子伴侣”的假说,而同年,提出“分子伴侣”概念的英国科学家明确指出“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不是分子伴侣”。这时,他们没有只相信权威,没有只相信文献,他们怀揣自信,坚持了下来,拼搏了一番。几年以后,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证明他们的假说,得到了较好的引用,应邀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作了报告,为几个国际杂志写了综述,于是他们的假说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同。
    她,就这样充实地工作和简单地生活。

(本栏目与《科学时报》社合办)
(科学时报记者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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